编者按：人工智能时代，当人们为AI技术出现突破性进展而欢呼的时刻，又发现这种发展似乎也构成了对人类存在的严重威胁。人类会认真考虑共同的未来吗？人类会走向终极的融合还是更彻底的分裂？针对这一系列问题，6月16日，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联合中信出版集团·大方联合举办了“终结与未来”主题的青年跨界论坛，以跨界对话的方式共同探讨科技发展下人类世界的命运与未来。
本次论坛由圆桌论坛和三场主题沙龙组成。圆桌论坛环节由20位来自文学、哲学、心理学、政治学、神学、社会学、艺术学、音乐等各个学科领域的青年学者，以及专注于不同创作领域的青年创作者共同参与，并围绕“终结与未来”主题展开交流。主题沙龙则由青年作家与学者分别围绕“找到一座岛屿”、“她们去荒野”和“文学、艺术、哲学会在AI技术的突进中逐渐消失吗”进行了偏向文学层面的讨论。
作为主持，华东师范大学副教授顾文艳首先代表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对与会嘉宾以及合作方中信出版集团表示衷心的感谢。她表示，本次论坛是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青年学者跨界论坛”的第二期，恰好也是中信出版集团·文艺“青年创作者计划”第二季，这是两次跨界活动的一场奇妙的相遇。
中信出版集团文艺动漫总社副总编辑朱燕玲作开场发言。她对“终结与未来”这一主题表示肯定，认为其在宏大命题之下蕴藏着青年气质。朱燕玲表示，无论多么宏大的议题，最后还是要归结到具体的人，青年人要永远保持对世界的探索、热忱以及天真，并期待各位青年学者和青年创作者在本次跨界对谈中碰撞出别样的火花。
中信出版集团副总编辑、中信出版·大方总经理蔡欣致开幕词。她表示文学进入世界应当有自己的姿态，而现在很多时候我们都丧失了以肉身进入世界的姿态，这次青年作家和青年学者的跨界论坛是一个很难得的平台和机会，她期待各位发言者对这一主题所带来的思考。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文艺学教授吴娱玉围绕“终结与未来”主题发言。她首先从莎士比亚的“To be or not to be”这一问题引入，指出人的生存困境，并由此生发出三个问题：什么是人、什么是作者、什么是技术。吴娱玉认为，放在历史场合里，人从来都不是主体，作者也从来不是主体，新技术的出现让原本处于主体地位的人和作者都“死”了，我们必须毁灭。而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技术是一个契机，我们没有必要担心也没有必要渴望，没有必要积极也没有必要消极，它让我们重新思考人和作者的位置，重新打开视野，向着未知的他者敞开自己。
复旦大学中文系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副教授郭西安首先从比较文学专业的学科定义谈起，指出媒介已经占据相当重要和独立的地位，大量媒介生活侵占了真实的空间，传统意义上的那种具身性的肉身生活，相比媒介生活变得更次要。郭西安结合自身经验，谈到了“世界模拟化”的三个严重后果：一是世界模拟化把大量信息场景取消了，直接模拟性地信息倾倒弱化了人们处理信息、甄别信息的能力；二是均质化世界的涌现，使相对主义变得更加严重；三是世界模拟化的算法逻辑造成了人与人之间差异化的虚空化，人们很难再去真诚地表达自己和理解他者。最后，郭西安充分肯定本次跨界论坛的意义，认为真实的沟通渠道就是在这样的碰撞场合中显现出来，她呼吁我们要恢复世界的立体性，真正面对现在由媒介革命所带来的身体和精神秩序的重塑，最重要的是要关心人的命运和生存的意义。
青年作家龚万莹从“人工”和“智能”两个方面展开论述。从“人工”角度来看，现在我们对人工的产物、对AI的想象近乎于造神，然而AI归根结底只是工具，不能成为偶像崇拜，而对于工具背后潜藏人性的非善意，我们仍需要拒绝；从“智能”角度来看，龚万莹认为，被造物无法也不应该与造物者平等，理性之树上永远结不出灵魂的果子。针对“终结还是未来”这一问题永远没有答案，而正因为没有答案，所以作者才更需要写作。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副教授隋源远认为，AI时代的焦虑是人类社会长期存在的技术焦虑的当代体现，把这种关注或探讨归结为一种类似于对科技的拒绝，或者是指向过度思考的终结性，在他看来是情绪化的。AI对于人类而言，实际上是好事而不是坏事，作为一个工具，它大大拓展了人的技术能力，这是技术发展带来的一种对人类的解放，而我们真正需要警惕和焦虑的是人的恶意，是AI作为工具被人恶意地使用。最后，隋源远指出，AI帮助我们解放，是帮助我们回归于情感，让我们有更多时间思考如何在有限的时间里度过一个尽可能幸福的人生。
作家、译者马鸣谦对AI技术对未来影响持乐观态度，认为只要人足够强大和包容，所有的技术演进其实都可以被工具化。随后作为人文作家和跨界创作者，他谈到了预见未来的可能性焦虑问题，马鸣谦指出，我们既不要过分恐惧媒体技术新的演进，也毋须过于追捧媒介和技术热潮，而应该用新的技术、知识、技术去重新激活历史中的古老话题。其次，他建议作家勇敢跨界，对所有文学体裁做新的尝试，未来会有无限的可能性。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讲师印志远就先秦两汉文学这一研究领域展开论述，他指出，AI技术在古籍整理和勘校、古诗文创作以及推理小说创作三大领域都有长足且广泛的应用前景，并深入分析了AI在这三大领域应用过程中的优长和不足。最后，印志远表示，目前AI尚且不能提出一个具有范式性的理论观点，所有的内容是框架和设定下完成的，AI技术的发展仍然有待成熟和完善。
青年作家温文锦将讨论的视野聚焦于AI发展的终极结果上，并赋予了乐观想象。温文锦指出，当我们在探讨AI技术对人类世界和命运的可能性时，大抵总是站在人类的角度，但如果站在宇宙真理性的角度进行考量，AI的发展和整个宇宙的任何智慧生物进化并无二致。温文锦以开脑洞形式提出了一种思考：倘若AI人工智能的算法无限趋近于宇宙真理，那么人类或许可以通过人机联合，接入AI系统，从而轻松地获得“证悟”。
上海师范大学音乐学院钢琴系教授朱昊冰给大家分享了四个AI在音乐创作和表演领域的应用实例，根据这些场景案例，她充分肯定了AI技术的突破和更迭在音乐创作领域方面带来了极大的空间可能性，但作为演奏者来说，在舞台上的灵魂的表达，也许是AI所无法抵达之处。最后她指出，人工智能和艺术创作可以相伴相生、相依相长，我们既要拥抱技术，也要心怀反思，致敬传统、期待未来。
青年作家路魆提出针对“终结”与“未来”作题解阐释，首先他指出，终结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否定，是抛弃旧的世界建立新的未来，但人类要终结和否定的东西似乎过于庞杂，对要创造的未来好像也缺乏信任。随后他从城市和乡村两个层面展示了人们因为缺乏对未来的预见性而终结当下的例子，面对这种境遇，人们常常怀着一种深深沮丧的情绪，但路魆表示，艺术创造是一个可以让人感到宽慰的自留地，或许人类未来的光芒，会非常狭窄地留在艺术创作之中。
上海外国语大学文学研究院副教授刘云从宗教学角度论述了线性时间观和的问题。她认为“人类是在终结自己，还是在创造新的未来”这实质上是一个线性时间观的问题，在基督神学中会被划归到的范畴。接着她从基督教的“”谈起，指出实际上是存在主义的象征，它反映的并不是人对于世界末日的焦虑，而是对于生命必死性的焦虑。由此进一步指出，我们关心的不是世界的末日，而是我们自己的末日，因为生与死的决定是在那一时刻作出的，所以末日就是现在。
青年作家孔孔聚焦于一个核心问题：人类真正成功地控制过自己的文明吗？她指出，虽然技术进步为人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丰富，但也可能因过度追求而走向毁灭。她还特别提到了莱姆在《机器人大师》中制造虚无的机器人，而同样地，作为现代文明的“虚无制造者”——核武器既能产生巨大电能支持现代社会的运转，又拥有毁灭一切的力量。这一对比凸显了人类文明的双重性：一方面创造着未来，另一方面又孕育着自我终结的风险。最后，孔孔表示，人类如今已经走在一个应该会终结自己的未来里面了，但如果人类创造的未来最终会终结自己，那一切的创造还有没有意义？这或许是更需要深思的问题。
华东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戴宇辰用两个简单的机械意象——从“电子宠物”到“土耳其机器人”讲起，来反思人与机器的关系。他指出，电子宠物和机械玩具具有本质性差异，机械玩具是一种想象性产物，而电子宠物是一种象征性回路，人类通过游戏的方式，被拉到了一种人机交互的反馈回路中；而“土耳其机器人”这个概念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用人力劳动来解决人工智能的非智能问题，这和电子宠物具有同样的逻辑，人被吸纳到机器中，并且与机器构筑了一条更为广阔的象征反馈的维度。对此，戴宇辰认为，这两种现象和技术未来主义者“把人工智能技术看作一种人类能力的无限制的延伸”的想象是相悖的——事实上机器与人构成了双向的反馈回路，而随着信息的输入和信息的输出，机器才变得越来越像人，与此同时人也变得越来越像机器。
《思南文学选刊》副主编方岩指出，“终结还是未来”这个问题放在人文领域，归根结底可以总结为两大板块：一是“现实与虚构的边界问题”，二是“经验与想象力的关系问题”。首先，必须承认，一个被技术捆绑的时代确实会对经验和想象造成束缚。比如，近期出版的《我在上海开出租》是典型地反映了短视频时代写作症候的一部粗制滥造之作。整本书只是经验的碎片的堆积，如同短视频一个接一个奔涌而过，却转瞬即逝。就连偶有的评价和感叹都是对浮夸的网络语言的借用。短视频被移植到写作领域的时候，现实就成了短视频模拟出的虚构领域，具体的人消失了，或者说人变得空洞、同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城市之间具体而丰富的关系亦变得空洞而虚无。其次，经验和想象力的领域远没有被技术赶尽杀绝，只是缺少观察和寻找。想象力和经验不一定非得在文学中寻找，在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学、经济学的叙事中有着繁复的经验和想象。比如，法国人类学家纳斯塔西娅·马丁近期出版的《从熊口归来》便是近年少有的叙事杰作。所以比起急切的专业表达心态和傲慢的权威姿态，不如先尝试做一个耐心的观察者和谦逊的描述者。
复旦大学中文系博士研究生梁钺皓指出了AI时代的两种怀旧主义：一种是利用关于未来的技术（AI）来重溯过去的世界；另一种是期盼末日来临时刻人类的古老智慧会重新复活，给世界带来新的洗涤。首先，梁钺皓通过举例的方式论证了AI带来的日常生活的双重性：一方面它把当下和未来描绘出无法逾越的界限，另一方面又把昨日的世界装扮得异常美丽。接着他指出，部分文学作品中所讴歌的那种古老的智慧，实际是一种非常自恋式的人类中心主义。
华东师范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副教授王青从心理学角度提出“人类在创造性地终结自己”的观点。她从课题组参与的创造力研究引入，提出“人的创造和 AI 的创造到底有什么本质区别”这一问题，并且提出人类和AI如何作为“创造者”和“评价者”的思考。就已有的研究证据来看我们无法评定，但目前能够确定的是不论是人类还是AI进行创新性工作，评价一个观点或产品“新颖且有价值”的主导权依然在于人。接着，王青从现代人的心理问题角度出发，指出很多现代人的个体焦虑从具体问题逐渐走向了“文学性焦虑”或“哲学性抑郁”，而后者是一种遥远的意义感的追问，个体的具体心理问题放在宏大的哲学性焦虑的背景中仿佛被稀释了。她最后提出一个疑问：人类是否带有警惕性地拥抱自己所创造的东西？
作家、评论家赵松最后总结发言。他用生动的例子论述了“人类无法找到可替代性能源”以及“人类无法干预地球演进”两个事实，得出结论：人类并不如自己想象的那样可以随意改变什么。接着他进一步指出，因为人类的无限欲望，使得社会发展走向更为复杂而多变，而今天所讨论的命题，或许并不会有确切的答案，但是，对于作家而言，因为作家总在别人提供答案的地方开始自己的工作，将确定性变成不确定性，所以，作家要面临的对手正是对这样宏大命题的思考。
青年作家龚万莹、路魆、邓安庆，与青年学者、上海戏剧学院导演系博士后胡读书及编辑谢林军以“找到一座岛屿”为题开启了主题沙龙环节。龚万莹的《岛屿的厝》、路魆的《夜叉渡河》和邓安庆的《永隔一江水》都在书写岛屿，现场三位青年作家、学者和编辑从现实中的岛屿与文本中的岛屿出发，讨论她/他对“新南方写作”的看法及观感，探讨了在AI技术影响之下，岛屿的意向将在人类精神层面产生的变化与意义流动的可能性。对于“新南方写作”，青年学者胡读书也提出了自己的思考，对于创作者而言，原始的创作冲动是非常珍贵的，而研究者提出一些概念，可能在当代创作当中会注入一些活力，但另一方面，对于创作者而言，不管这个概念是一个什么样的提法，都是需要有个怀疑态度的。
苏州大学文学院副教授臧晴和青年作家孔孔、温文锦、王苏辛及学者隋源远以“她们去荒野”为主题，结合温文锦的短篇集《世界尽头的女友》、王苏辛《再见，星群》及孔孔将在8月推出她的个人首部长篇《我周围的世界》，从个人创作经验、人与动物之间的切换与连接、如何处理“记忆”等角度，探讨了“新女性写作”这一议题。华东师范大学副教授隋源远则给出了他的观察：青年创作者们在写作上虽然是走向更大开拓可能性的“荒野”，但是在现实中则是走进了大众世界，两者相辅相成，会让读者对21世纪的文学有更多的期待。
最后的“文学、艺术、哲学，会在AI技术的突进中逐渐消失吗”沙龙中，编辑、主持人赵菁则将讨论拉回到了现实，讨论可能关乎未来人类命运的话题。作家、评论家赵松，作家、译者马鸣谦和华东师大政治与国际关系副教授戴宇辰及华东师大中文系讲师杨宸，从各自在日常生活的AI应用体验切入，就AI 对文学和创作的影响、局限和挑战，AI与文学性和独创文学性间的关系，以及AI著作权和道德伦理等问题做了深度的探讨。